去年以来，公共空间里一直有去中心运动的同情者、支持者在做各种解释，回应各种批评，尝试让公众更能接受去中心运动带来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这种尝试，作为运动在舆论界的延伸，自然是必要的。但反过来看，运动内部也未必做好了接受去中心化代价的准备。「卧底」和「内奸」会大量涌入，信息不确定性会大幅增加，troll会变多，行动者要消耗更多精力在内部信息环境里，运动的叙事会更依赖于媒体的编织，在当下都是去中心化要支付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Jo Freeman 在70年代这篇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去中心化是仍在成长中的策略，要演进为未来抗争的主力形式，它必然得在实践中面对这些问题。

Jo Freeman, 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https://www.jofreeman.com/joreen/tyranny.htm

2015年，salon.com对佩里·安德森做了一个以他2014年的著作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为主题的访谈，分为上下两篇。这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冷战起源的访谈，在今天读起来是意味深长的。对于中国左翼读者而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点。一者是安德森对美国例外论和美式普世主义对外交政策影响的讨论。安德森对后者的批评大于前者，因为他认为纯粹的例外论可能导向不干预的孤立主义，是美式普世主义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世界想象成了矛盾割裂的图景：美国是截然不同的天赐之地，但其他国家仍然只能做某种美国的复刻。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安德森对古巴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理解。安德森认为，古巴的国际主义比中国和苏联的更真诚，其中地缘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临近美国的岛国，古巴必须依赖于拉美乃至非洲的革命同盟，不像苏联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负担起斯大林式孤立主义的成本。

安德森的观察，对于持续已久的世界主义vs.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是颇有意义的。例外论和普世主义的矛盾，在中国革命内部一直有一个社会主义版本；而对古巴的观察，则突出了少为人论及的世界主义的地缘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羽翼向第三世界大幅展开，且中国新左以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名义为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辩护的当下，安德森的观察促使我们去思考，对唯物主义者而言，世界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脱离地缘因素存在吗？20世纪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实践，有多少来自于被意识形态激励的主观能动性，又有多少来自于冷战和冷战式地缘政治的压力？

"How America built its empire: The real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at the media won't tell you:" https://www.salon.com/control/2015/09/23/how_america_built_its_empire_the_real_history_of_american_foreign_policy_that_the_media_wont_tell_you/

接上条。在安德森眼里，冷战是美国例外论和美式普世主义落实在国家安全和全球市场扩张这组矛盾中的一个碰撞节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作为另外一种普世主义的（但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化的）价值体系的崛起，使美国外交政策不得不在冷战的五十年内反复摆荡。从巩固西欧、日本，在边缘第三世界寻求控制权，到尼克松时代搁置世界自由市场计划，回归保护主义，再到苏联解体之后以新自由主义为桥梁打通政治强权与开放市场的连接，以「干预」为武器的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赋予了「干预」种种不同的政治意涵。篇幅所限，安德森这本小册子在细节处有不少简略之处。但这本书，也明星体现了安德森独特的笔力和大格局的史观，不失为扫盲佳作。

蹲点转载了我去年年底的文章《姿态问题》。这篇文章试图探讨的是，面对新兴的社会运动时，左翼知识分子是不是只能在「高高在上的理论批判」和「沉默无声对运动全面支持」两个极端里徘徊。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答案应该是策略性地在两者间选择一个暂时的、不完美的、随运动形势变化的点，既不放弃对现实运动的关怀和从运动中学习的可能性，也不奢求以反思来消灭自己的特权，而是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特权为运动服务。这是我开始探讨左翼运动中的情感、能动性和知识的相关问题的第一篇，也推荐大家关注蹲点：https://squatting2047.com/%e5%a7%bf%e6%85%8b%e5%95%8f%e9%a1%8c/

反思运动的策略和组织方式，必须要面对一系列信息问题、伦理问题和安全问题。但在合适的时机里，必要的反思也必须进行。张跃然这篇文章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在佳士工运结束两年之后，他回顾了运动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选择的列宁主义组织形式，调用的毛泽东思想理论资源以及采取的动员沟通方式，也探讨了这种策略和组织方式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0/06/25/leninists-in-a-chinese-factory/?fbclid=IwAR2b-JqnQQeNTn8ZxBzQrgmyqvSnVb29MQ31hMtc9NAQi6DwawWg-REbBfI

在坚持了近一个月之后，西雅图国会山占领示威区（CHOP）被警方以过度暴力的理由清场。CHOP是去中心占领式斗争的又一次尝试，这种斗争策略也在世界各地的街头政治里形成了互相学习的趋势。记者Arun Gupta的这篇报道，出发点明显更接近强调领导权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对于其他激进左翼来说也许有陈词滥调之嫌。但细看之下，他讨论的一些细节问题是非常值得关心街头运动策略的读者们仔细思考的。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07/02/seattle-chop-zone-police/

其中一点是我之前也提到的，运动的参与者是否准备好了接受去中心这个形式所必须支付的代价的问题。在Gupta的访谈里，一个CHOP行动者说，「CHOP就好像Twitter的现实真身一样，充满了种种意识形态、观点和苦痛。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没人想做追随者。」一个直接的结果是，CHOP内部的政治表达确实相对多元、公开、平等，但这些政治表达更体现为对警察暴力的控诉，而不是转化为具体战略战术的争论。换句话说，即便在去中心的运动内部，在不少场景里，仍有一些行动者期待一定程度的中心化组织存在。作者也因此将CHOP与占领华尔街相比较，在承认两者之间明显差异的情况下，认为有一些问题是一以贯之的。这和CHOP本身所依赖的城市社群文化可能不无关系。CHOP身处西雅图国会山，社区的文化纹理倾向于艺术嬉皮士文化，社区也颇为士绅化（参见 https://news.1rj.ru/str/gravitysworm/19 ）。这样的社群文化环境或许有助于为政治表达提供空间，但未必见得会导向议题集中的政治讨论。

这也导致在占领的前期，CHOP的公众面相至少是部分地呈现为节日式的、没有执法机构的聚众活动，也因此引来不少各地的游客。但游客的出现无助于政治议程的生成，相反可能是吞噬了运动的抗争性。Gupta认为，比起占领华尔街，CHOP没有那么注重占领本身，也没那么注重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但最终，CHOP实现的功能仍然更多的是社区互助式的，例如为流浪者提供了短期的居所和食物。这些功能当然是重要的，但考虑到当前进行的占领式运动几乎都是有时效的、会被扑杀的，在短期内提供社区服务的替代途径，可能未必是抗争政治所愿。

CHOP留下的问题很多，这篇文章以苛刻的态度聊了一些，还有一些，例如CHOP形成之后黑人议题、白人议题以及其他族裔和政治群体的议题之间的矛盾，作者挖掘得甚至还不够。在短期内，占领式政治恐怕是必然要终结的， 但其政治余波能坚持多久，既考验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也依赖于公共空间里的同情者如何将已经结束的占领政治案例转化为知识的源泉。这篇文章可算是讨论的一个起点，推送给大家。

历史往往被记录为名人的生死，但在生死的叙述方式的背后，堆积的是看待历史与展望未来的方式。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从上一个时代生存下来的申纪兰，到离世的那一刻，变成了两种符号的代表：她要么是「永远不投共产党反对票」的盲目追随者，要么是毛式社会主义时代的勋章，用来彰显「1950年代我们就做到同工同酬」的荣光。这两种叙事看起来截然相反，但却面对同一个问题：用一条严格的切割线把70年代前后的中国历史切成两段，然后在两段历史中反复堆砌种种符号和典型。但历史从不这样发生，挑战霸权式的历史记忆，也无法通过符号化一个时代来完成。

http://6pm6n5.coding-pages.com/20200706-1.html

错峰推荐一下夕岸这篇新论文。行动者的国际联结这件事不是新问题，但它太容易被斑斓的想象所美化，而实际的、生活中的国际联结则要比想象中的灰暗得多。国际联结难以形成，未必是因为国与国之间「语境差异」大——相反，语境差异完全可以有利于行动者之间的互相学习。自由民主制中社运的排外性、等级制、种族主义潜在立场、官僚制度化，以及未经受强大威权政府考验的简单战术，都让积极参与在地社运的海外中国行动者对英美社运祛魅，也阻止了非自由民主国家的社运经验成为世界社运的共同体验，同时还有可能恶化身居海外的中国行动者的精神状态。左翼学者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反复呼吁新的全球联结，这种呼吁的频繁出现，本身也反向证明了全球联结的困难。而第一世界的傲慢与无知，正是这种困难的助力之一。

今天端傳媒 Initium Media这篇讨论「内循环」的概念和政治逻辑的文章值得一读。除了文章本身之外，值得观察的还有原文评论区里读者对文章的反馈。一部分立场属于政治反对派的读者认为，「内循环」更像是在跨国经济冷却，出口下滑的局面下的被动之举，而不像作者判断的那样，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亦即主动地选择国内市场，实现去全球化的想象。若是如此，这种判断也恰恰反过来说明，即便在自由世界秩序面临瓦解危险的今天，中国也暂时无力以上升期的民族国家、世界秩序的挑战者的姿态来决策国家短期内的经济走向。这也意味着，中国的问题，向来无法切割成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来看待。旧世界体系即便可能瓦解，旧世界体系的霸主即便有可能跌落神坛，这个过程也不见得是单向有利于挑战者的。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31-opinion-yanglu-chinese-economy-innercir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