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公共视野多年后，吴谢宇案已经变成探讨教育、心理、家庭环境、犯罪倾向以及「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一扇窗户。影响力很大的案件往往有这个效果。不过先前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吴谢宇和父母，尤其是母亲谢天琴的关系上。谢天琴内向、沉默而冷峻，深深隐藏自己的情感，她与吴谢宇始终未能共同消化吴谢宇父亲去世的阴影，这是吴谢宇在自述里一再纠结如何表述的问题。

只有三联这篇文章进一步追溯了谢天琴的家庭和她性格成型的环境。谢天琴的父亲在「反右」中被打为右派并致眼盲，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她丧失了对外在环境的信任，拒斥他人的关怀和日常的社交，也在不经意间将这些特征传递给了吴谢宇，变成吴谢宇内心挣扎的一环。

这些未经处理的情感和记忆遗留，在八十年代之后迅速失去了可以用来讨论的公共空间和历史框架，也失去了处理的机会。时代告诉人们这些创伤属于过去，属于上一代人，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章。然而它们不会轻易消失，而是在私密的家庭环境里碎片化地传递下去，形成个人的「常识」，对下一代乃至下几代人的行事方法和情感状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理解吴谢宇案固然不只有这一条线索，但这却是难以忽视的一条重要线索，因为这是早期共和国史留给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最深刻的精神遗产之一。作为研究文革记忆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的人，这是我时常见到的一个刺眼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将前三十年当作比喻，当下发生的什么新事件都可以被比作大跃进和文革；另一方面，我们对前三十年的理解方式非常片面，以至于我们没有工具来梳理前三十年对当下真正造成的影响。吴谢宇案以一种致命的方式，把隐秘的伤口的代际传递，摆到了所有人眼前：https://www.lifeweek.com.cn/article/205765

2020-2021年期间，工潮（gongchao.org）、Made in China Journal、positions politics、Critical China Scholars等组织联合举办过一系列名为“中国与左翼：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China and the Left – Critical Analysis and Grassroots Activism）”的线上讲座。如今这些讲座的文本已集结在题为《底观中国： 批判分析与草根运动》的小册子里，主题囊括女权运动与照料劳动、科技业工人意识、新冠疫情、亚裔离散族群、新疆问题、台湾与香港的左翼和右翼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史等问题。PDF版点击此处可下载：https://www.gongchao.org/cn/diguan-zhongguo/

不久之前，由Netflix电视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引发的新一轮#MeToo运动波及了民运圈。包括王丹在内的若干名民运圈内知名人士被指控曾有性骚扰或性侵行为。圈内相关人士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一个过去几年前反复出现的现象：中国新一代政治行动者，与上一代民运人士之间的代际裂痕正在逐步扩大。端传媒今天这篇文章从多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民运一代成长于非常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在他们走上政治舞台的年代里，知识精英比起社会的其他阶层而言，获得文化资本以及影响力要容易得多。或许这种不平等在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广为存在，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体现得极为明显。他们的成长经历首先塑造了他们对政治行动策略的理解，让他们长期将沙龙式的知识传播作为核心的行动手段；其次塑造了他们对政治能动性的理解，让「孤胆英雄」式的行为模式成为他们视野里几乎仅有的发挥能动性的手段；最后也塑造了他们对异议、权力限制、特权和性别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态度，使他们几乎从未直面来自权力关系下层的监督和批评。

而中国的下一代行动者，也许政治观念和行为准则要更为多元。承接民运一代的观念和行事方式的行动者不能说没有，但更多的一批人成长在对阶级、性别、族裔等一系列问题敏感得多的环境里。今日投身政治行动的一代人，未必再从上一代人那里期待任何陈旧的「指导」，反而可能反叛民运一代的政治文化、观念、准则和价值。这在过去几年间已不罕见，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也会继续成为海外中国政治群体里难以忽略的矛盾。文章长截图已附上，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704-opinion-china-politics-generation-iteration/

自2021年以来，在亚特兰大进行的「反对警察城」（Stop Cop City）运动已经进行了两年有余。和之前获得全球普遍关注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不同， 「反对警察城」在美国本土和海外受到的关注远远不及，但这一运动的关切却有明显的全球性：它反对将亚特兰大南部的一片森林区改建为大型国际化警察训练基地的计划，而美国警察为世界各地的警察提供训练的历史由来已久。「反对警察城」运动结合了黑人运动和环境运动的立场与斗争经验，融合多种无政府主义斗争策略，突破了一般城市社运的常见框架和手段。今天推送夕岸两个月前在端传媒发表的这份总结：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717-international-cop-city ，长截图已附上。英文阅读无压力的朋友，也可以参照阅读CrimethInc.的这篇长文： https://crimethinc.com/2023/02/28/balance-sheet-two-years-against-cop-city-evaluating-strategies-refining-tactics ，文中对各种抗议手段优缺点的分析非常深刻。

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听说了，最近上海的一位“陈某”因为出版发行非法出版物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一年半（https://mp.weixin.qq.com/s/p287vzmKTFq6dVvkF5JZMw ）。也有一些朋友注意到，这位陈某参与的“51人”项目曾于两年前组织翻译、出版了《每日的工人阶级史》中文版。甚至在“上海扫黄打非”官方公众号发布的通告文章所附的办案现场插图中，就能看到地上搁着一摞《每日的工人阶级史》。在当局政治镇压手法与动因变得愈发魔幻的今天，独立出版也难免更加举步维艰。在此将《每日的工人阶级史》中文版pdf分享给大家，以此向“51人”之前的尝试与努力表达敬意。

近期端传媒上有两篇非常值得对比阅读的文章，一篇是吉汉在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研究的基础上对文革时期的动荡成因进行的深刻分析。这篇文章聚焦基层造反派的斗争方式与共产党高层决定的互动关系，明确指出造反派运动走向派系斗争的“内爆”，共产党高层的军事介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我们重新理解文革时期的“动乱”有非常大的帮助。该文已可以直接阅读：https://labourwiki.org/theinitium/20231023-1.html 。另一篇则是今天发表的关于文革记忆在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公共空间的使用形式的文章（长截图已附上）。在历史与历史叙事的比较之间，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符号的文革与文革本身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这个在中国公共空间里反复被作为比喻对象的历史事件，我们对其恐怕所知甚少。过于依赖于80年代以来公共空间对文革的叙述方式，反而可能既局限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局限了我们对未来的判断。

这个频道的本意不是推送英文学术论文，但这次这一篇我认为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很值得进入公共空间，因此推送给大家。

董一格刚刚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的这篇论文” Red Housekeeping” in a Socialist Factory: Jiashu and Transform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Urban China (1949–1962)以郑州的工厂单位为案例，追溯了共和国建国后「家属」这一身份的流变。

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女性解放两个相互交织的语境内，在1957年以前，家属在郑州的工厂单位内承担了发展集体空间、建设单位内部金融互助网络等种种再生产任务。1957年之后，随着大跃进到来，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动员再生产劳动力进入生产环节。公社体系虽然打破了公私领域的划分，却未能打碎生产劳动高于再生产劳动的价值体系。家属不仅只能收到极低的劳动报酬，还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承担国家布置但却极少提供资源的再生产任务，例如托儿所、食堂等等。大跃进之后，公社化运动的结束让家属重新回到了家庭再生产的私人领域，在公社化期间经历不同的家属对这个转换的过程则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反应。

董一格对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妇女工作的研究一直有一条非常明确的主线：不理解妇女工作，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模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逻辑。这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家属身份认同的变动以及内部张力映射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期间劳动分配、动员机制和价值化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再生产劳动获得的认可低、再生产劳动力被视为随时可以动员的潜在生产劳动力、承担再生产劳动的妇女在动员中往往需要承担生产和再生产的双重压力，使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妇女解放无法深入。对于今天的公共空间而言，我认为这篇文章以及董一格的一系列工作，能让我们看到性别平等的口号如果未能对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价值不平等形成挑战，其解放性就会受到明显的限制。

文章PDF附送给大家，祝大家2024年能够庆祝每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日前，黄雪琴、王建兵在被拘留近一千天之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处五年和三年六个月徒刑，这一新闻在英文、日文、中文的不少媒体上都得到了报道。Made in China Journal今天的这篇文章指出，报道存在明显的不公。媒体倾注了更大篇幅描述黄雪琴，对王建兵大多一笔带过，并把「雪饼案」简化成女权案件，忽视在两人受审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行动者网络组织建设和关怀的问题以及劳工问题。

在社运行动者的报道中，聚光灯被放在更「显赫」的行动者身上是常有的状况。在中文语境内，先前李翘楚、许志永受审之时，部分媒体聚焦许志永，忽视李翘楚的能动性的问题就广受批评，李翘楚的声援者也注重还原她自己作为有独立政治关怀和判断的行动者的面相。对报道生态的批判性讨论，背后隐含的是运动伦理的问题，尤其是报道如何避免复制社运群体内部由于光环和名誉所带来的不平等结构的问题。在充满审核、监控和政治风险的环境内，这样的讨论尤为重要。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4/07/23/on-the-unbalanced-coverage-of-the-xuebing-case/

上一条推送里介绍的关于雪饼案报道公平性的文章，现在已有中文版，可在这里查看：https://matters.town/a/ghe3vxj2ssho

在过去三十年间，加州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一直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奥巴马任期期间，民主党与硅谷科技新贵达成了同盟，以科技自由的姿态协助硅谷科技产业引进了大批技术人才，也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国际扩张和产业链形成。但在近年间，民主党与硅谷的合作关系逐渐出现裂痕。房天语在端传媒的这篇文章，从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开始追溯硅谷政治的起源，重点探讨了彼得·泰尔（Peter Thiel）等饱受保守主义思想影响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对硅谷科技政治的深刻印象，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好久不见！近来说唱歌手揽佬SKAI ISYOURGOD以令人猝不及防的势头迅速走红。他结合着孟菲斯说唱、广东民俗文化的表演风格和对社会问题的调侃批评的表演风格让听众欲罢不能。今天给大家推送KuningTelur给揽佬的新专辑《八方来财之江船入海》写的乐评，ta从广东、福建、马来西亚等多个地域的视角出发，以揽佬的音乐为载体分析了客家、潮汕、福佬等多种文化在华南-东南亚的流动：https://music.douban.com/review/16839548/?_dtc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