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一个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官僚阶级的操作化定义：作为一个群体，官僚阶级的成员（1）相对其他群体，享有明显更好的社会经济利益；（2）在工作组织的"权威关系"中，行使权力并控制组织资产；（3）能通过代际地位继承来实现阶级再生产。
国家要依赖由不同级别的行政系统构成的官僚机构来实现政治控制和政策实施。所以，政治忠诚和服从党的路线是中国官僚制度录用和晋升最重要的标准，通常是以牺牲能力和效率为代价的
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积极吸纳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部门，结果是教育文凭在个人向上流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针对政治忠诚与能力的生活机遇分配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教育文凭隐含着能力和独立思考，那就会给中央政权造成直接的威胁。这样的政治制度如何能够同时回报政治忠诚与能力呢？
一条路径强调"专业技能和教育（而非政治），它指向的是专业职位（几乎不涉及决策权力）"，另一条路径强调"政治忠诚（而非较高的教育），它指向有影响力的领导职位"（Walder，Li，andTreiman2001，p.914）。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家并非基于职业群体而是基于不同的产业或工作组织，并主要以诸如住房、福利项目等隐性利益的形式来分配大部分资源。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青睐于重工业和"物质生产"部门（制造、建筑、运输），因为，与轻工业（如食品、服装）或是"非物质生产部门"（服务和公共部门）相比，这些部门对于快速工业化和国家财富增长似乎更为重要。这些考虑意味着，在制造业工作的人要比在其他经济部门的人更容易获得较大的经济报酬。
我们使用分层动态过程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分层结构和分层过程中所特有的变化模式，它们通常都是自上而下施加的，经常会给个人生活机遇带来非累积性、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的核心论点可概括如下：与工业化市场社会相比，国家社会主义个人生活机遇不仅受到国家再分配体制特定结构条件（例如，在组织等级制度中的位置）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动态过程和与此相应的国家政策转向的影响，这些政策变化直接而迅速地改变机会结构，并重新评价个人生活机遇中各类社会资源的重要性。
国家社会主义的固有张力产生了国家政策形成和实施中的多重组织性失败。当这些组织性失败和随之发生的政策性灾难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对高层领导者形成大规模的、通常无法预料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这些压力触发局部冲突，迫使国家政策突然、剧烈地转变，引起政治曲折20与转向，从而推动着时常观察到的分层动态过程。这些政治动荡通常反映于政策波动和周期性转变，如在集权与分权（Lardy1975）、政治控制与经济发展、"红"与"专"等不同政策间的变换（Nathan1976；Zhou1992a）。
因此，社会群体（阶级）、组织和地区的界限及相对地位对国家政策而非市场交易极为敏感（Zhou1993b）。跨部门的大规模流动和资源转移使不同社会群体同样感受到国家政策的波动，致使社会群体界限不稳定并易受国家政策改变的影响。紧随国家政策的改变，资源在部门间被重新分配各行各业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生活机遇也相应地被改变。社会群体是重要的，但与那些社会地位和资源更直接关联的社会环境相比，在这里它们的能力是较为有限和低效的。简言之，中国宏观政治的动态过程直接并决定性地影响着所有社会群体和个人的生活机遇，无论他们的结构位置如何。
在一个政治化的社会里，"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象征性界限有着决定性意义，国家政策的改变经常重新划分这些群体边界。其实，国家政策所改变的或许正是"资源"的含义，进而改变了社会继承的性质。
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征（Rona-Tas1994；Stark1996；StarkandBruszt1998）。个人经历可能是触发当前路径与新生成制度重组的一个重要机制。
市场转型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新兴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在倪志伟的看来，市场和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代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资源分配逻辑。市场经济的兴起引入了新的资源分配机制，它挑战并逐渐削弱了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
由于制度规则的限制和政治权力的巨大作用，市场活动在中国经济转型中采取了独特的形式许多私有企业在改革时期都被伪装成"集体所有制"企业；各类经济主体都培育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致力于寻租活动（ParishandMichelson1996）；即便是通过价格体系进行经济交易，也经常由政治权力充当中介（BoisotanChild1996）。对政治权力的需求以及从政治权力中获利的行为又强化了政治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同时也培育了提升政治和市场双重作用的新利益团体。在此意义上，市场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由政治形塑的。另一方面，非国有部门对国民收入日益增长的贡献也对国家采取鼓励市场扩张的政策产生了正面反馈；政府部门逐渐从再分配者向调控者转变；尽管受到政治权力的限制，但国有企业也被推向了市场竞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