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讨论，自2008年以来已经成为我国宪法学理论的一个热点。从整体上看，宪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论争主要围绕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的宪法解释体制而展开。在讨论之初，合宪性解释方法被认为是一个法律解释原则，它虽然与宪法有关，但并不是解释宪法的方法，而是解释法律的方法，因此可以由法院在个案裁判中运用。[1]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解释宪法乃是合宪性解释所无法绕开的必要环节，于是转而集中论证宪法第67条宪法解释权的性质和结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宪法解释体制下，我国法院无权解释宪法，合宪性解释因此与我国无缘；[2]更多学者则持乐观的看法，他们或者主张宪法第67条并非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专属性的宪法解释权，[3]或者还进一步将宪法解释权区分为抽象的宪法解释权和具体的宪法解释权，认为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只是抽象的宪法解释权，它并不妨碍法院在个案裁判中可以解释宪法，合宪性解释自然涵括在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