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正式对刘虎涉嫌诽谤罪、敲诈勒索罪以及寻衅滋事罪的案件做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这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于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呵护与珍视。我愿意为这一结果点赞。

编者）按：这个稿子，程维记者当年采写后因故未能刊发。我从《中国经营报》通过一些渠道获得此稿件后在自媒体平台刊发，如果因此造成可能的一切后果，都和程维老师及《中国经营报》无关。

2026年1月1日—1月31日，我们测试发现有54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河北煤改气、出生人口/生育率、牢A/斩杀线/厌女、山西女硕士被“收留”事件、委内瑞拉局势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397篇。

当个人仍试图以事实和材料介入公共讨论，却身处一个已发生转变的环境中，张力与风险便难以回避。令人感到复杂的，或许并不是调查性写作是否还能继续存在，而是这一问题，已经越来越少被认真讨论。调查性写作的空间，正在发生变化，这一现实，正在被逐渐接受。

“反贼”姓许，一名法学博士，目前身在铁窗。知道他的应该清楚是谁了，不知道的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昨天，博士的母亲去世了，92岁，算是高寿了！人在铁窗，至亲去世，这样的事，“反贼”中已有多次了......

五年前，他是成都市成华区区长、区委副书记。据《新周刊》报道，教授庹继光的房子，就是在他任上被盯上、被"模拟搬迁"、被逼到主人只能用命来抗争的。五年后，调查记者刘虎写了篇文章，标题叫：《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据水瓶纪元报道：1月29日发文，2月1日抓人。

刘虎在2014年曾经因为做同样的事情被拘捕过，消失了三百多天，但最后检察机关不予起诉。现在是2026年，12年过去了，刘虎还在坚持做同样的事情。他已经活成了一股精神。这是调查记者之光，我相信不论是哪位书记都掐不灭他。

虎哥作为前调查记者，在2013年就有因举报官员被羁押346天的经历，好在最后检方不起诉，但也失去了一年的自由。前年，我的朋友就因为内蒙的一件事写了篇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待了一个月，最后平安归来。这一次，希望虎哥也能早日归来。

针对刘虎事件，当地应秉持审慎态度，在法治轨道上妥善处理，以回应公众关切。这不仅关乎个案公正，更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任何试图与舆论较劲、偏离法治轨道的处理方式，必然会在政治伦理、治理效能与权力存续层面埋下深层隐患。表面上看，此种做法或许能暂时压制批评声浪，实则是一种短视且危险的应对策略。

不多说了，估计文章也存在不了多久。看到济南时报那篇文章时，下意识的给全文截了张图。既然原报是主动删除，我自然不能贴出来。其中有一句话，说得挺好：鉴于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很多涉案细节警方不便披露可以理解，但既然此事已成一起公共事件，那么此刻要做的就是「保障公众知情权」。

如果不是刘虎先生借用我们申请的公众号“高倍镜”发表文章，并由此引来了一场官司的话，我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意识到：在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九零后的年轻人、巫英蛟。

所以，谁在害怕刘虎？不只是蒲发友。还有庇护他的人，还有参与强拆的人，还有整个"招商-毁约-打压"的链条。本质上，他们害怕的不是刘虎。他们害怕的是，还有人敢说话。

工时过长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将低工资因素考虑在内，较长的工时甚至可能反映了就业质量的低下。为应对工时过长这一问题，曾湘泉建议将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在2013年刘虎被抓的时候，当地看守所将刘虎和死刑犯、重刑犯关在一起，意图让刘虎“吃点苦头”。但得知虎哥是因为举报贪官进来之后，就连死刑犯都对他肃然起敬......但这次虎哥能否像十多年前那样虎口脱险，我不敢抱以乐观。时代已经不同，我们只能默默聆听，调查新闻被埋葬入土时的那一声沉闷重响。

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法律是边界，是护栏，是公民抵御权力侵犯的盾牌；而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里，法律便不再是正义的尺度，而是随时可以收紧的绞索。于是便出现了这种制度性的荒诞：只要还活着，只要还须谋生，只要还敢开口说话，分分钟都会涉嫌“非法经营”或“寻衅滋事”，分分钟都会坠入精心布设的陷阱。

刘虎于2月1日在重庆赴京途中失联，后被证实被成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带走；其合作者巫英蛟于同日在河北邯郸被成都警方带走。目前两人均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为什么成都公安要抓捕刘虎？我想，有着同样疑问的，不止我一个人。期待成都公安普法答疑。当然我也知道，提出这些问题会给我自己带来风险。但是没办法，只有写出来良心才不会痛，这是我的道义责任。都说刘虎那一代调查记者是这个社会最后的良心，现在调查记者凋零了，好在良知还有一些留存。如果我因此失去自由，相信也会有很多素不相识良心未泯的人为我说几句话。

我大致说这么多，在刘虎这件事上，不要拿着专业主义、道德高标作为衡量标准，这是无视现实的道德洁癖......这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这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公民的监督权利如何能得到保障，这才是刘虎案的核心之所在。

记者以应聘护工的名义，先后进入两家精神病院，通过老护工的介绍与一些暗访手段，确认多数精神病院住着的是正常人，有的精神病院还让保安和护工登记为精神病人。登记造册后，虚构治疗项目，然后每人从医保局套取每天130元左右的资金，规模大一点的精神病院每年可套取五六百万医保。

2026年，是我维权的第五年。四年前，我只是想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这条路却走得异常艰难。两桩本应简单明了的民事案件，因为管辖权的错位、证据的造假、程序的违法，在湖南新宁县法院一路走向了无法挽回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