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爱理想化，是一件非常不现实的事情，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在借助爱，来实现自己一些更为根本的需要——存在感。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伯特·纳伯格曾在《缺爱》一书中解释道，现代人的“缺爱”其实是一种存在感的缺失。
存在感并非与生俱来，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建构，并且存在感只能从我们在与他人的关联中产生。
因此，许多人建立存在感的方式，便是借助爱——通过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我们可以将自己与伴侣连接在一起，以此来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

缺爱的人的存在感非常的匮乏。对于存在感的缺失，我们往往尝试把自己投注在一个被认为能填满所有空虚的人身上。
我们会感受到，只有通过另外一个人对自己的持续关注，对自己爱的持续投注，才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遗憾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填满自己所有空虚的人。如果我们把存在感全盘地建构在与伴侣的关系上，会使我们感觉到非常不稳定： 
对方爱我们，就是给予我们滋养，自己的存在被证实；
对方一旦“不爱”我们，就是将我们毁灭，我们将不复存在。
我们的内在世界会经历如同被抹杀般的非常糟糕的感受。

有时候，一段好的亲密关系确实能治愈我们内心的伤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未被满足的需要，都可以在亲密关系中得到解决。 
缺爱的问题，看似是伴侣没有给到足够的爱，但却是我们内在世界一直存在的复杂议题。 』

站在圆明园遗迹前，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一段历史。

当年义和团在动用私刑处死了大量基督徒与外国人，纵火烧毁了许多教堂和基督徒的房屋后，引来八国联军的进攻。

当时义和团的“大师兄”和“老师”们称自己可以刀枪不入，“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但根据史料记载，“大师兄”们作战时确实极少伤亡，即使同时期的官军无不伤亡惨重，甚至许多高级将领战死殉国，“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

那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后来有人发现，义和团在和洋人打仗时，让童子站在最前面，然后就是年轻力气大的人站中间，最后那些所谓的“师兄”、“老师”躲在最后面。一打仗义和团必有伤亡，但必定是童子伤亡最多，年壮者其次。

然后“师兄”们就说，“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但是“师兄”们修炼神功大成了，所以金刚不坏，刀枪不入。

时人对义和团的话无不信以为真。

之后义和团一直胜利转进，报歼敌无数；直到最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八国联军焚毁抢劫京城，史称“庚子事变”。

清华西南门附近的豆瓣书店，店里正对面的墙挂着的是奥威尔的《1984》和卡夫卡的《城堡》。

「如果光从经济发展速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均增长8%～9%，可谓不俗。考虑到中间适逢世界经济大危机，更为难得。可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坍塌的种子也已埋下。原因是在制度选择上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1）经济上向德国、苏联学习，重蹈清帝国19世纪的覆辙，政府及官员热衷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工矿企业和银行，形成庞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经济体系。

（2）政治上抛弃民主，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借口，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毛泽东语），剥夺公民的各项自由，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

（3）执政党以先知先觉自居，实行“训政”，教化民众，抹煞政府、社会与私人空间的界线；千方百计削弱公民社会，控制本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社团，使之成为毫无独立性的工具；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从而使公民的真正意愿无由表达，执政党失去牵制力量，走向毁灭之路。

（4）建立史无前例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化为乌有，自由探讨成了厉禁，以言定罪，噤若寒蝉。

国民党政府贿赂公行，彻底腐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破产，都可从制度缺陷中找到根源。今非昔比，但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仍可以史为鉴」

Excerpt From
《缠斗：方生与未死》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近现代史专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得主亚玛蒂亚·森说得好：“确定无疑的是，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

先生是老报人，应该知道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大旱引发的一桩镇压报刊的事件。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刊登该报记者所写的《豫灾实录》，第二天又发表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的述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在县衙门威逼下，农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要纳粮的悲惨现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竟立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据老蒋的秘书陈布雷透露，原因是蒋介石看报后勃然大怒，“（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谎报灾情……‘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收不得缓免。”结果是300万人活活饿死，占该省人口十分之一！

这就是“一个领袖”独裁专制的后果。说“更惨”不是挺符合实际吗？」

Excerpt From
《缠斗：方生与未死》
袁伟时

穿和服涉嫌寻衅滋事。

别问，问就是美国也这么抓人，全世界政府都一样，太平洋没加盖🥰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

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

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Excerpt From
《走出帝制》
秦晖

女性和LGBTQ在社会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弱势但不少数，后者既弱势又少数。而且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十亿总保守，因此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自称女权骨子里仍然是半个老保，不反传统，只反危害自己利益的传统。
所以这些人会通过积极攻击LGBTQ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没有脱离主流价值观。
这有点类似B小将一边沉迷二次元一边积极表忠心、举报各种（不在自己城市的）日系文化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赛博踏绘行为。

「现代国家的思想文化应该是多元并存，自由交流。在这种状态下，民众才能既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又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各适其适。专制统治以思想文化认同为重要标志。任何国家向现代转型都必须走出强制性的文化认同，实现民主、法治的认同。清帝国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这是19世纪中国民穷国弱、战乱频仍的重要根源。

顺便说说：我十分怀疑和反对“文化侵略”这个概念。列强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侵略中国，有没有思想文化“侵略”？这要慎重考虑。外人在近代中国办学、出版书刊，总的说来是有益的文化交流还是“侵略”？传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还是“侵略”？有些传教士或其他洋人的不法行为，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个人罪责，还是有全盘计划和系统实施的侵略阴谋？在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教育史、教会史以前，不宜匆促作出结论。

有人大叫反“文化殖民”，却满口福柯、德里达……（频道注：这两个人也可以改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任意共产主义思想家）这不是挺有趣吗？

一个落后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最好道路，就是敢于承认落后，勇于打开国门，认真学习先进国家的优秀思想文化。任何时候为思想文化自由交流设置樊篱，其后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Excerpt From
《缠斗：方生与未死》
袁伟时

怎么看都觉得是故意的🤔

“维尼以为自己在开车，但手里根本没方向盘”🤣🤣🤣🤣

出发回家，两星期后暑假就结束了。

最后一个暑假。